lxiaohui1972 的个人博客

　　　　 　　作者：李伟　　　
　　　　
　　　　妈妈，我走啦　　
　　　　请您原谅，临走时　　
　　　　我不能和您说上一句话　　
　　　　那大片大片喷涌的血啊　　
　　　　把我吓傻
　　　　
　　　　小手捂住胸口　　
　　　　刚走几步就倒下　　
　　　　我欢蹦乱跳的童年　　
　　　　霎时被恶魔的刀尖割裂了　　
　　　　——妈妈，当时我好痛啊　　
　　　　
　　　　妈妈，我走啦　　
　　　　可是您，我放心不下　　
　　　　妈妈，您二十来岁就下岗　　
　　　　艰辛和伤痛一路飘洒　　
　　　　现在啊，您不到三十岁　　
　　　　就和女儿天各一方啦　　
　　　　
　　　　妈妈，我走啦　　
　　　　其实，我不想离开你啊　　
　　　　你温暖的怀抱　　
　　　　捂热了我多少甜蜜的梦幻　　
　　　　我想再尝一口你做的早点　　
　　　　但是我再也吃不到啦　　
　　　　
　　　　为什么老天那么残忍　　
　　　　我还只有6岁啦　　
　　　　我还是早春枝头的一粒小芽芽　　
　　　　还没有开花　　
　　　　还没有长大　　
　　　　还没有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　　
　　　　还没有参加工作　　
　　　　还没有成为有用之才　　
　　　　——让您脸上的笑容开花　　
　　　　我说过，将来您老了　　
　　　　我要养您的啊　　
　　　　
　　　　妈妈，我走啦　　
　　　　您平时总说我很乖、很听话　　
　　　　但是我走时　
　　　　来不及给你倒杯热茶　　
　　　　我怕我离开的每个夜晚　　
　　　　您一个人对着我的衣服、我的文具　　
　　　　默默落泪　　
　　　　和漫漫长夜说话　　
　　　　
　　　　妈妈，对不起啊　　
　　　　您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　　
　　　　你把所有的爱　　
　　　　在我身上披挂　　
　　　　可是，当我刚刚明白什么是感恩　　
　　　　什么叫奋发　　
　　　　我却被迫抖落您的希望　　
　　　　扑棱飞向另外一个世界啦　　
　　　　
　　　　妈妈，您别难过啊　　
　　　　书上说，人有旦夕祸福　　
　　　　您看您的双鬓又生华发　　
　　　　我多心疼啦　　
　　　　我希望变成王尔德童话中的王子啊　　
　　　　轻轻给你擦去苦涩的泪花
　　　　　　
　　　　

    我学铁路、干铁路，转眼已经二十多年了。虽然十年前我调离了铁路系统，但还和铁路的人打交道，而且许多同学、朋友都在铁路工作，所以还是知道铁路的一些事情。看看许多网友所谈的一些关于铁路的议论，也引发了我的许多感触。
　　　　　　说实话，干了这么多年铁路，现在我是很有些看不起国铁的，主要看不上它的管理方式。国铁的管理很落后，管理的笑话很多，工人收入又少，怨气很大，我为自己现在没有在国铁工作而感到庆幸。

　　要说的很多，慢慢地一个个说吧。

　　国铁的工人收入很少，大约从2000年后基本没有涨过工资，现在大部分国铁的工人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元，沿海地区的多一点儿，但沿海地区的生活水平高，所以收入还是可怜，虽然火车司机多一点儿，也并不算高收入。国铁算是中国垄断行业中工人收入最少的了。现在不少国铁工人都通过其它的第二职业想办法挣钱，以补充家用。我们这里的工人和国铁的工人经常在一起上班，我们的工人平时尽量不提工资收入，以免刺激国铁的工人。比如，我们的取暖费是每人每年2500元，国铁是一百零几元。
　　当然，国铁的干部收入很高，比我们的干部要高。一名站段长，一年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万，当然，那些小站的站长不太高，比工人多一点儿。机关的人收入普遍很高，特别是一些实权部门的收入更高，比如运输处、货运处等等。列车调度员也很高，我好些同学是干调度员的，前几年就听说月奖达到四、五千元，当然，有的铁路局少点，也有的铁路局更高。

　　我感觉是国铁的贫富差距很大，所以工人的怨气很大。

　　国铁工人的劳动量很大，由于铁路是全天侯连续生产的，要经常上夜班，女工上一个夜班下来，往往脸色蜡黄，象得了一病一样，我个人觉得铁路上没有什么好的工作适合女同志干。机车乘务员也很不容易，不是跑车就是侯班、学习，真正能在家里休息或者帮家里干点活的时间很少，而且现在的机车都装了监控仪，就是黑匣子，作业中任何一点差错都会记录下来，工作质量要求很高，动不动就是几百几百的罚款考核。调车组是室外作业，有一定危险性，在北方，冬季夜间的温度往往零下十几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几度，调车组的小伙子整夜在室外工作，冻得说话都说不出来；夏天，调车组的小伙子在阳光下暴晒，没有一点荫凉处可以藏身，只能趁作业的间隙多喝水。至于列车员，那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虽然有点乘务津贴，但在餐车上一吃饭，基本都扣完了。

　　工作很辛苦，收入又少，工人有怨气是自然的。至于国铁的管理方式，那更不可取。

　　首先是形式主义严重。我的许多同学在国铁路干管理工作，天天写不完的专项检查安排、总结、汇报，成天制定各种措施，细化安排，各种活动的安排、总结，这些没有多少落到了实处，大多是应付上级的检查了。一旦铁路局发生了什么事故，那各种检查组是一个接一个，一个车站一天接待四、五个检查组是很正常的。站长忙于迎来送往，能有多少时间在抓实际工作？职工要背诵部长的三条讲话意见和局帘卷西风长四条讲话意见，就和文瑞脑消金兽革背诵语录一样，可笑吧。什么都要上墙，满墙都是岗位责任制、作业标准、流程图，这些东西不上墙，要受到上级考核，站长室的台帐有几十本，天天填记，不这样不行，上级要检查的。上级检查主要是检查台帐。不让站长几个月回家是很正常的，无论那个铁路局都是这样，站长们一说，就是老婆都荒废了，至于孩子发烧、老人住院，更是管不上，后方不稳，站长们能好好上班吗？

　　形式主义表现在生产管理上更有意思，比如，人力制动机故障的车辆，规定不准单独停放，但又规定车辆停放在小站上，要使用铁鞋止轮也要拧紧人力制动机，那么，假如一个列车中只有一辆空车，这辆空车要甩在一个小站装车，这个空车人力制动机故障了，就不能单独甩下，而要把这列车中的另一辆人力制动机良好的车也一起甩下。我和我在国铁的朋友笑着谈起此事，朋友们也笑而不答。再比如，在站内的车辆做好防溜措施后，规定站长每隔几小时检查一次，并用粉笔在车体上写上检查的时间，这个规定看是很好，但没有想到站长也是人，那能天天晚上不睡觉去用粉笔在车体上写字呢？所以实际做起来，就是站长安排调车组的做防溜时，替站长把检查时间提前写好，所以又流于形式了。机务段段内的防溜措施，采用换锁的方式检查，几点到几点锁子锁在哪块颜色的锁眼上，过了这个时间段，必须把锁子锁子换在另一块颜色的锁眼锁上。这个招很绝，但还是采用人盯人的办法，谁也不放心谁，检查防溜措施的人不放心做防溜措施的人，领佳节又重阳导又不放心检查防溜措施的人，所以你盯他，我盯你，一个盯一个，就是忘记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忘记了发挥人的积极主动性。国铁有句话叫盯控作业，而真正能盯控住的，最多占作业总量的20%，大多数作业还是工人在领佳节又重阳导不在时单独完成的。

　　总的感觉是，国铁不是按照管理企业的方法去管理。国铁改革改了这么多年，无论是大包干、经营责任制、网运分离、合并站段、撤销分局，都是在隔靴搔痒，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没有按照管理企业的方法去管理。生产指挥的高度集中，演变为全国各个铁路局管理模式的僵化、模式化，无论是北京铁路局、还是郑州铁路局、成都铁路局，管理上没有一点特色，各个铁路局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讲话、各个铁路局的文件格式、工作思路，都是整齐划一。

　　好些年没有坐火车了，能坐汽车坐汽车，能坐飞机就坐飞机，除了经济原因外，主要是觉得坐火车没有人的尊严，在候车室被人象性口一样驱赶着、指使着，这里要查票、那里要验票，从这里走，那里不准走，候车室里的厕所臭气熏天，提着行李箱上下地道和天桥的不便。火车途中晚点了，没有人解释晚点原因，没有人及时告知旅客到达终到站时能晚点多长时间，更不会因为晚点违约而对旅客赔偿损失。

　　虽然说朝发夕至、夕发朝至列车很多，也提速了，但很多小站的取消了停车，坐车更不便了，买票也不便了。

　　火车的服务质量能和飞机的服务质量比吗？连公路汽车运输的服务质量也比不了。在火车上列车员夜间拿一条毛毯、一个小DVD机让旅客租用，飞机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汽车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在火车上旅客的行李被盗了，铁路赔吗？铁路印发的“旅客须知”为什么叫“须知”，我不知道就不行吗？为什么不能改为“乘坐火车的注意事项”呢？这样让人看了才好接受。关键还是铁老大思想严重，不知道铁路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产业，总觉得你是来求我的，你离开了我，你就不行。
　　
    中国的铁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铁路，列车密度最大，周转量也大，从长期来看，铁路仍然是我国几种运输方式中的主力。但国铁的管理确实应该改一改了。我对国铁工人辛苦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很同情，对国铁的管理方式很鄙视。今天和铁路几个朋友吃饭，又听到说有人主动不当副站长了，因为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老婆住院没人照料，他再干副站长，老婆就要和他离婚，所以他主动不当副站长了。还有一个货运值班员，刚刚结婚，也是因为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主动不干了。

　　今天和铁路几个朋友吃饭时，还听到一个名词：跑图。经过铁路朋友的解释，才知道跑图是什么意思，觉得很好笑，很有意思。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跑图：就是上级单位事先制定的一个时刻表，要求管理人员×点×分到达甲站进行检查，然后，×点×分再到达乙站进行检查，再×点×分再到达丙站进行检查……而且到达一个车站后必须在这个车站签字，向上级单位汇报自己到了这个站，有的还必须用指纹机来提取指纹，表示这个人确实×点×分到达了这个站。

　　跑图的目的是防止管理人员下基层不去车站而在外面钓鱼、打牌、喝酒。但是，上级这么不相信人，下面这些管理人员能好好干吗？能好好检查吗？听说，这些跑图的管理人员有办法对付跑图，经常在外面钓鱼、打牌、喝酒，但不知道他们用什么高招，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们。

　　铁路有很多检查量化指标，比如，一个站长一个月要检查接发列车多少次、调车作业多少次，防溜措施多少次，规定得死死的，表面上好象很细，但是实际效果有多少？往往是检查用了一天，回来填记检查台帐就要用半天。一个真正对工作负责的站长，往往检查次数超过了量化指标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他没有时间来填记检查台帐，如果要填记检查台帐，他只有减少检查次数。所以，现在往往是你让我检查多少次，我就检查多少次，没有多少主动性。
　　
    铁路以前还有一个活动叫检修质量互评活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检修质量互评活动的意思是不同的机务段、车辆段的检修部门相互检查对方的检修质量，查找对方的检修质量问题，学习对方好的检修工艺和做法。这个活动表面上是好的，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就变味了，谁好意思指出对方的问题啊，就不怕对方找出自己的问题？所以每次检修质量互评，都是找出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填好检修质量互评活动的报告应付上级了事。所以检修质量互评活动就变成了喝酒会，你到我这里来检查，我招待你喝一顿，我到你那里检查，你招待我喝一顿，到后来，参加检修质量互评活动的人往往不是检修业务上的尖子，而是酒量大的尖子，你把我上次喝倒了，我下次带来一个酒量大的，把你喝倒。再这样下去，中国铁路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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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年代，朗朗乾坤，谁会想到一名职业经理人会有生命的危险。

　　通钢事件之后，部分原通化钢铁高层人士对陈国君的评价是“人品好、正直、工作敬业”。一名副总经理说，民营企业和大型国企在管理理念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陈国君是“两种企业文化的牺牲品”。

    7月22日晚，吉林省国资委负责人在通化宾馆召集通化钢铁副总经理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次日早上8时，通化钢铁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上述建龙集团控股方案。

　　 这个消息迅速在二道江蔓延开来。24日一早，就有人开始往通钢焦化厂大门口聚集， ** ，而且人越来越多。有知情人士称，10时30分左右，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想安抚工人。“他们听说陈国君在这里，就冲了过来，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一名通钢职工说。

　　 陈国君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 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通钢工人说是陈国君的这句话激怒了大家，引起了大家的群殴。

　　 “众人停手后，他还嘴硬，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结果更是激怒了大家，一群人把他拖进走廊进行群殴。

　　 第一次被殴打并不严重，陈国君躲了起来。一些人逐个房间砸门，结果没找到，最后在仓库的一个工具箱里找到了。陈国君最少被群殴三次。22时许，聚集人群散去，被公半夜凉初透安、武薄雾浓云愁永昼警“抢”回来的陈国君满身伤痕，当晚23时抢救无效死亡。

　　 面对记者调查，对于24日当天发生的事情，工人们不想多说，“还说那玩意干啥，你们要真想调查就去调查建龙集团为什么刚走三个月又卷土重来了。” “没人愿意给你说这事，毕竟是一条人命，公半夜凉初透安部门现在还在调查，谁敢给你说亲眼目睹现场的情况啊。”附近餐厅一位老板告诉记者。


　　在长达数小时的逃跑、藏匿、被殴的过程中陈国君一定非常的困惑和委屈——这些和他隔着好几个层级，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接触过的员工为什么会要置他于死地？为什么居然没有原来共事过的同事站出来搭救他？

　　当然，陈国君是一个“群体暴力”的牺牲品，他被愤怒的员工作为了发泄对重组不满的替罪羊。但这里面有没有作为一个年轻的职业经理人的不成熟因素呢？

　　但四年时间里，陈国君外来人、接管大员的形象没有改变。一名职工叙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一天中午，还有20分钟开饭，三名炉前工停下炉子，收拾工具的时候，陈国君进来了，当即责问为什么不干活。工人解释，马上要到下班时间。陈国君却毫不为所动，直接指着他们宣布：“你们全部待岗！”

　　陈国君的严厉做法，招致一些职工的不满，一名通钢职工说：“他死了，还有人往他身上砸砖头。”

　　带着董事会的尚方宝剑，带着MBA课堂上的管理秘笈，带着管理民营企业的丰富经验，带着对企业的忠诚和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养，陈国君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大刀阔斧，严明纪律，令行禁止——年轻的空降经理人们大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带着改造一个团队的使命来的，他们以为董事会授予他的权杖可以让他在新的环境中畅行无阻。然而，一个领佳节又重阳导者的权威并不是他的职位自然授予他的，他的权杖管不管用和董事会的授权有关，也和员工的认可有关。

　　一位白领在大企业或者有名的企业干上三五年之后，身价就显现出来了，猎头会适时的进入，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收入就会向你招手，“跳槽-空降”是年轻员工快速成为职业经理人的最佳通道。很多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总会有不少人栽在这条看似铺满鲜花的路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不同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别缺乏准备。像陈国君这样从民营企业直接进入老国企担当主要领佳节又重阳导的情况属于凤毛麟角，但即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空降面临的企业文化差异也是非常巨大的。与陈国君的空降方向不同，大多数职业经理人是从国企跳到民企、从外企跳到民企、或者在民企之间跳，通常因为是被请来的，他们会向新老板要授权，而老板们一般都会给你很大的权力，因为有老板撑腰，而又要想在最短的时间作出业绩，对企业文化的适应期往往被忽略。

　　这柄权杖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挥舞起来是要伤人的。我的一位朋友，原来在一家大型网站担任中层领佳节又重阳导，被一家刚刚拿到风险投资的小网站请去做副总，来的时候谈得很清楚，老板就是要他把大网站的那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带过来，改变原来创业团队比较自由散漫的现状，年轻气盛的他一来，马上把原来企业上下班打卡、360度考核、平衡记分卡等等制度、工具统统招呼过来。有不少老员工受不了这种约束，纷纷离职。开始老板对他的雷厉风行赞赏有加，坚决支持。但当员工的流失开始影响正常业务的时候，老板开始动摇。他的职权也慢慢被收回，无奈之下只好卷铺盖走人。

　　当然，比起陈国君他的结局要好得多，那些不认可他管理理念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新的东家。但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市，那些员工根本没有其他的就业岗位可以选择，他们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和你进行明的或者暗的斗争。陈国君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环境的严酷性。

　　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企业环境决定你的领佳节又重阳导方式，而不是相反。在空降到一个新的企业后，适应能力而不是改变能力更多地决定了你是否存活下去，并最终实现你的抱负。在拿到一根金箍棒的同时，你还需要带一颗敏感、宽容的心。





相关事件回顾：

　　在“吉林通钢7·24案”陈国君被打死恶性事件发生近3个月后，昨日，吉林省通化市警方正式对外发布了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纪宜刚已被刑拘的消息。

　　据吉林省政府官方网站“中国吉林网”消息，通化市公半夜凉初透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在获取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于10月16日将7月24日伤害致死原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纪宜刚抓获。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纪宜刚现年50岁，系通钢股份公司二炼钢厂工人，现住通化市二道江区通钢委十三组。经公半夜凉初透安机关审讯，犯罪嫌疑人纪宜刚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另有5名涉案嫌疑人向通化市公半夜凉初透安机关投案自首。

　　主犯有前科

　　据吉林省官方的通报称，纪宜刚有犯罪前科，其1978年9月27日因盗窃被劳动教养3年，其间因外逃被加期6个月。1982年6月20日，纪宜刚又因抢劫被通化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此案中的死者陈国君为河北遵化人，曾任遵化市钢铁厂厂长。1998年，浙江商人张志祥在遵化创办建龙集团，租用遵化钢铁厂资产，3年后建龙买断遵化钢铁厂，陈国君进入建龙工作。2001年，建龙组建吉林建龙，陈国君受派前往担任吉林建龙总经理。2005年，吉林建龙参与通钢重组，陈国君进入通钢工作，担任董事及副总裁。2009年7月22日，陈国君被任命为通钢集团总经理。

　　陈国君担任通钢总经理两天后的7月24日，据吉林省官方的事后通报，吉林通钢集团通钢股份公司部分职工在厂区聚集，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具有抵触情绪，制造谣言，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莫道不消魂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人员一度达到千余人，冲击生产区，通钢的正常生产受此影响，一度停产。

　　当天早上，建龙集团派驻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被包围，陈国君一度逃脱隐藏到焦化厂宿舍，但据官方有关材料证实，“极少数人在焦化厂宿舍逐室搜找到陈国君后，对其进行殴打，并继续 ** 不明真莫道不消魂相人员，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其进行救治，阻止公半夜凉初透安干警对其救援。”陈国君遂不治身亡，年仅40岁。尸检报告显示，陈国君死于颅骨骨折、颅内出血。

　　当晚，在吉林省国资委通过通化电视台播发的公告中，吉林省政府称，根据广大职工的愿望，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7·24”事件发生后，通化市公半夜凉初透安局成立专案指挥部。总指挥、通化市公半夜凉初透安局局帘卷西风长纪凯平要求市区公半夜凉初透安分局和市局机关各相关部门“打破常规”，摸清查实“7·24”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核心、骨干成员。

　　据报道，在这次会议上，纪凯平还要求，各参战单位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通化市局拿专项经费给予必要保障，以及时获得有价值情报。当时有报道称，殴打陈国君的人中，也有一些社会人员。

　　在通钢员工中还流传着一种说法，之所以怀疑社会上的人参与了群殴，是因为如果通钢高管被换，原先与通钢形成长久商业关系的利益方将被重新考量，有贸易往来的众多钢铁相关企业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此前，陈国君曾分流了通钢一些实业公司，让其走向社会自收自支，不再享受通钢大集体的照顾。另外，2008年5月通化警方端掉靠倒卖废铁牟私利的“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整顿通钢周边的废铁收购秩序。这导致一些人员与陈国君结仇。

　　但通化市警方在昨日发布的消息中并未指出此次被刑拘的纪宜刚及其他5名已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是否与此有关。来自吉林警方的消息称，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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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桥遗梦》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罗伯特•金凯，一位摄影师，开一辆皮卡车，弹吉他，抽骆驼牌香烟，不吃肉，由于为一本挂历拍的一张照片受到《国家地理》杂志的青睐，在为《国家地理》赴爱荷华拍摄麦迪逊县的廊桥时与一位农妇发生了一个爱她、离开她的浪漫故事。

    但《国家地理》的工作人员却对虚构这个故事的人非常不满。摄影助理主任Kobersteen说：“单凭一张照片——无论它有多漂亮——也无法一脚踏进这扇门。我们需要看整个组照，我们要的是真实的人在真实的时刻做着真实的事。杂志空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每年我们都收到几百个创作意向，我们只发表其中70篇，甚至是最有希望的稿件，也会在通往国家地理的道路上遭受打击。”

    为了考察一个名叫戴维•阿兰•哈维David Alan Harvey的摄影师，一位如今业已退休的摄影主任鲍勃•吉卡Bob Gilka把他派到纽约的COOPERASTOWN实习。三个月后，戴维接到了实习拍摄任务。鲍勃的信这样写道：“戴维，我很高兴你年轻力壮，因为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要让你感到年老体衰。”

    对于戴维•杜比利特David Doubilet，一位水下摄影师来说，鲍勃简直就是瘟神。“没什么新意。”在看了杜比利特先前的工作成绩后，鲍勃嘟囔道，杜比利特只好溜之大吉。一年后在拍摄了许多新片子后，杜比利特首次得到任务，24年后，他的报道已经累计到了38次。“工作中总不易得到一项任务就像是你要攀登的大山，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孑然一身。”山姆•阿贝尔Sam Abell一位摄影师说。“年龄越长，那座山就好象越往我头上倾斜。它不会变矮小，而是更高峻。一旦任务得到许可，就要忍受着预算、报告研讨、调查、调查再调查、签订合同、日程安排、取得旅行支票、办理旅行许可、胶卷、护照、签证、免疫、票务、列单、打包的夹刑。”就拿1995年对棉花的报道来说，Cary Wolinsky阅读了65本书，进行了160次交涉，旅程上他要在11个国家落脚。日程上要把墨西哥棉花成熟和印度轧棉的日期列为重点。（即便如此，谁能预料Cary的墨西哥司机会把车倒进河里或是在他试图赶加里弗尼亚那班飞机时在机场受困三天。)不管对命运起不起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凯瑞带了一枚“幸运豆”，那是在他执行第一次任务时落入他摄影包的一粒树种，自此他便保留至今。


    在出发前，摄影师要备好许多胶卷，1993年《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总共拍摄了46，769卷，大约1，683，600张，那一年，选用了1408张，平均千分之一的采用率。

下一项，相机和其它装备。为了一个1995年关于恐龙的报道，路易Louie Psihoys和他的助手（负责灯光，旅行安排以及搬运设备），携带了42件托运箱子和6件随身行李，行程250，000英里。包括9个机身，15只镜头，25，000瓦特的闪光灯，一匹作为拍摄博物馆藏品幕影的有橄榄球场一般长的天鹅绒，起用的行李费用达到了6位数。但像戴维那样试图跨越智利、西班牙和越南，就必须轻装上阵。他的标准装备，2个机身还有5支镜头，正好放在一只黑色尼龙背包里。装备的重量级冠军是深水摄影师Emory Kristof，于1992年为了一次报道，把15吨重的器材（价值100万美元）运至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这次运输有171只板条箱，包括一面卫星天线，一个完整的冲洗暗房，一只橡皮艇，两辆为湖中深水摄影提供方便的可遥控车辆外加一台柴油发动机，而本次报道只采用了6张照片。

接着，该说穿什么了，对，就是金凯穿的那种有上百万个口袋的茶色背心。但Annie Griffiths Belts不会那么做，很显然“我要的是融合进去，你最不想让人们脑海中存在的念头就是：噢！这儿有个照相的。”鉴于同样的原因，史蒂夫•麦卡里Steve Mccurry脚踏旅游鞋，身穿卡其布短裤蓝色条纹牛津衫。“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游客。”冬天，他就在旅游鞋外罩个黑色垃圾袋防雨防尘。

手臂擦伤？跟史蒂夫说说吧，他乘坐的小飞机一头扎入南斯拉夫境内一个阿尔卑斯湖泊。飞行员毫发无损地游走了，史蒂夫倒立着浸在冰冷的湖水中，尝试挣脱安全带，今天他还忍受着视网膜脱落的痛苦。有那么一次，Joe Scherschel在尼罗河用船桨挡开河马；Loren Mcintye在委内瑞拉被投入大狱；Dean Conger在大马士革受到监禁；在约旦一位贝多因人（译者注：阿拉伯游牧民族）的酋长几乎将Jodi Cobb绑架（同事Tom Aber Crombie用一大把第纳尔将她赎回）；在卢旺达，一只大猩猩将Michael Nichols推下一座山丘（我感到一双大手在我的肩膀上……）。还有，Chris Johns在扎伊尔被火山熔岩烧伤；Sam Abell在都柏林遭抢劫，George Steinmetz在中非受到一种叫LOALA的蠕虫感染眼睛几乎失明（大动物并不惹麻烦，可怕的是那些小东西，几乎死于脑膜炎的Frans Lanting补充道）；David Doubilet曾被大白鲨追赶；Bill Curtsinger曾遭灰礁鲨猛撞；Gorge Mobley被企鹅咬了一口。

在俄勒冈州，Joel Sartore被一名伐木工人揍了一顿。那是1994年，当他即将完成关于联邦土地的部分报道时，有人问他是否在为国家地理工作，当Sartore回答“是”时，那家伙大吼着1990年一则关于森林的报道（由其他人拍摄）“纯属谣言”，然后开始攻击他。

“洪水，火灾，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战争，寄生虫，毒蛇，闪电，火山喷发，暴徒，骚乱，恐怖分子的炸弹，大象，犀牛，杀人蜂，海关人员（比大白鲨还糟）——我们都经历过。”Sisse Brimberg指出，“当然，即便是等待光线改善也是危险的。”她回忆起那天坐在墨西哥一座村庄的空地上，一位长者突然与一位年轻的酗酒者发生争吵,长者跑去拿着一支手莫道不消魂枪返回来，那位年轻的敌手躲在Sisse身后，拿她作挡箭牌，Sisse吓呆了，直至旁观者说服长者放下手莫道不消魂枪。但更危险的，所有的摄影师都一致赞同的，是缺乏自信。沮丧是黑色的裹尸布。像Bill Allard这样的老手也会在小睡时嘟囔道:“会很不错，Allard——假如你不把事情弄糟的话。”就因为你把事情弄砸了。 


    机身出错，镜头出错，灯光出错，胶卷出错（有时甚至没上卷），在那不可期遇的瞬间，照片溜走了。随即，这世界突然来了大转弯，幸运之星排列成行，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奇迹不断出现。

“我站在一座教堂的台阶上，看到擦身而过的一位妇女有张迷人的脸。”Bill Allard，正在做1982年出版的秘鲁报道。“我43岁，刚与老婆分居，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种严肃的关系。这事首次发生了，我去了一个国家，与一位语言不通相隔万里的女子坠入爱河。”他最终说服了她，Ani和Bill两年后成婚目前与他们7岁的儿子Anthony一起住在弗吉尼亚。旅途中的浪漫故事在不断地上演。Sam Abell在关于太平洋潮汐的报道中遇见了他的爱人；Steve Raymer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第二任和第三任妻子；Chris Tohus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大裂谷的报道时遇到日后成为其夫人的Elizabeth。但最令人痛苦也是最典型的现实是长期出门在外（摄影师通常每年要花费大约4个月时间在某个地区拍片），使得婚姻处于崩溃的边缘。“1964年我第一次来国家地理时，”Bruce Dale回忆道，“12个摄影工作人员中有8位离异。”B Anthony在其退休之日把Dale拉到一旁，说：“Bruce……这是不同凡响的42年……但假如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不会……我有一个自己并非不知道的儿子……我甚至没见过他的面。”到处都是警示的故事，有些很好笑，有些不是。

“我出门很长时间，回来后我的狗直冲我狂吠。”Joel Sartore。“假如那些照片对你那么重要的话，”Dave Harvery的前任女友反唇相讥，“你临终时我就让你都带着。”一次次地踏上旅程，兴奋，是的，充满诱惑力，没有。在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Cary Wolinsky如此解决第二次，他与妻子还有儿子Yari一同旅行—— 一个很好的安排，除了有一次在秘鲁，一只沼泽鳄鱼在Yari骑在它肩膀上时把他击倒在地。当他听到儿子的头颅撞击在石头上轻微的破裂声时，他想，“我必须辞去这份工作。”Yari幸运地逃脱劫难，Wolinsky继续为杂志工作并同家人一起旅行。

大多数时候，Karen Kasmauski都会把两个孩子留在家中。“我所处的环境太危险，医疗条件简陋，水可能无法饮用。”Kasmauski说。最近他刚做了关于病毒的所有威胁方式的报道。即便一切都结束时，压力还在持续，回家解决一些问题再制造一些问题。

快门速度，快门速度，假如那只是设置转盘的活儿，那么你我为什么不能为《国家地理》拍照呢？一张照片的美丽取决于各个方面，但主要在于观察的能力，真正的观察，它是以如何处理物体与光线和如何预期在你眼前闪烁千分之一秒便消失的短暂瞬间之间微妙关系为转移的。

对山姆来说，影像就是魔术，他的工作就是冥想、抒情，拍摄漂浮在浓雾中的村庄和月光下闪烁的悬崖。对哈维来说，摄影就是设计舞蹈动作。他试图感受城市生活的芭蕾，让自己处于旋涡的中心，无论是智利的一次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示薄雾浓云愁永昼威，还是西班牙的一场迪斯科。对Jim Stanfield来说，摄影是强制性的,是对完美的追求。

   “你不想失败。”他说，眼神随即黯淡下来。一位同事评论说：“Stanfield担心报道流产。”关于梵蒂冈的报道，他重复拍摄了44次圣彼得雕像的朝圣（最后一次获得成功），在针对伊斯坦布尔空气的研究中，他15次攀上一座有200级台阶的尖塔，最后，他们给了他一把钥匙。

    水下摄影师杜比利特幻想着他的照片，它们起因于一套淌过他心灵深处的诗歌组句。在开曼群岛潜水期间，那“黄貂鱼与云”的词句闪入他的脑海。“我俯看着白沙，飞游的黄貂鱼和清澈的海水，我仰望蓝天白云。”他回忆着。照片的效果有着梦幻般的感觉。Flip Nicklin，专门拍摄海洋哺乳动物，把自己想做一名猎人，为了一张独角鲸的照片花费了三天的时间，开着雪地汽车跨越冰天雪地。“不光要找到它们，”Filp说，“先是观察，理解，然后尽可能靠近以完成报道。”技术因素——胶片速度，曝光，相机镜头——是最起码的。

    “人们总是问我片子的光圈和快门速度，”自然历史摄影师Frans Lanting说。“我告诉他们：那张照片的曝光是43年又三十分之一秒。”

    “是的，旅行很好，但生活并非总是那么轻松。当人们告诉我说想拥有我这样的工作时，”Louie Psihoyos说，“假如你知道的话。”那么，动机是什么？“为了让人们关注——关于正在消逝的雨林和大猩猩，我有种使命感。”Nick Nicolas说道。“为了感受好奇，睁大你的眼睛，世界没有止境。”Gary Wolinsky说。“为了经历，”Robert Madden说，“比如说当他们把阿波罗登月舱打捞上来时，你正在那架运输机上。丘吉尔的葬礼，玛雅陵墓的开启，智利皮诺切特的垮台，叶利钦在苏联的崛起，你就在那儿，作为一名目击者。"“为了揭开一扇面纱，为了表现这些痛苦，生命将延续下去，”Dave Harvey说. “我喜欢闭塞世界的隐秘报道，不管是日本歌舞妓或是沙特妇女。”Jodi Cobb说。

    “为了表现人们都有的同样的需求，共同的乐趣，伤感，恐惧。旅行得越多，就越看清其实我们都一样，无论是孟买还是波士顿。”Karen Kasmaqusdui说，“我们发现了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当然，这是物种的大一统，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野兽，鱼类，鸟类，人类。”



   “我记得与500头骆驼在撒哈拉14天艰苦跋涉的旅行中，”Jin Stanfield沉思着，“500头骆驼，一直延伸至地平线，”甚至在他制作的关于探险家Ibn Battuta的故事发表四年之后，Stanfield还惊叹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为了完成诗人怀特•惠特曼的报道，Maria Sternel把自己沉溺于诗情画意之中，找寻创作照片的灵感——在拍摄现场，她携带着惠特曼的草叶集，从一个电话亭把图片编辑招回总部，“听着。”她说，然后开始念诗句，她的语气热烈。

    “当我拍照片时，我发现自己大笑起来,”Jodi Cobb说，“有时我发现自己欢呼雀跃。”Annie Griffiths说。也有哭泣，“有些事物你甚至没法拍摄下去，”Robert Caputo说，他回忆起索马里饥荒中躺在母亲臂弯里的儿童，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刺耳更迟缓。那天 ，他把相机放置在一旁。痛苦与欢乐，在拍摄报道工作开始时，“它开始统治你的生活。”Frans Lanting说。

    这是一部介绍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记录影片，片中很多镜头是张纯如本人生前的录像资料，二○○四年张纯如因精神极度困扰而结束了她短暂的生命。然而她为公义的付出和坚持; 她竭力保存真莫道不消魂相的勇气，正是这部电影要带出的信息。大地电影加拿大人比黄花瘦史维会希望透过这部电影，世界上有更多人能认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更能体会张纯如索求公义的精神。